我们现在开始实行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第一步是要用人民币做贸易结算，人民币就流向香港，香港是国际市场，国际资本可以进来用美元换成人民币。
基于以上的认识，再看2019年一季度的数据，就会发现这个增长还是比较不错的。实际上，我们还需要客观冷静地来分析中国当前在科技方面存在的问题。
比如机械化是蒸汽机，自动化应该是数字控制，信息化是计算机和网络，而到了智能化的时代，代表技术很可能就是5G。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思路一定要清晰。这种限制可能会影响到我国高新技术的发展。我们在2018年年底的时候，计划推出《外商投资法》，现在可考虑以政府条例的东西先出来政策，以稳住外资。2018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达到1310亿美元，但这几年的增长非常缓慢。
如果不保护好耕地，农业就不稳，对中国的经济将产生重大影响。2018年中国GDP总量是13.6万亿美元，新增量为1.36万亿美元，增量约等于2017年澳大利亚全国的经济总量。努力做好与此相关联的产业合作机制、能源合作机制、投融资合作机制以及法律、反恐合作机制等,充分发挥丝路基金和亚投行的融资作用,推动中巴双方的合作向高层次、宽领域方向发展。
根据商务部国际贸易司提供的数据,2018年,我国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49.2万人,年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99.7万人。2019年被定为中巴产业合作年,合作更加重视两国产商对接、产能合作、产业投资。其三,巴基斯坦的营商环境欠佳。截止2015年年底,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共遭遇恐怖袭击20起,死亡45人,受伤21人［10］。
(四) 贸易投资增长显著 据世界贸易组织数据,2013年中国与巴基斯坦货物贸易额为142.23亿美元,2017年货物贸易额达201.56亿美元,5年间增长了41.7％［5］。尽管巴基斯坦政府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制定了四层安保措施,约有3.2万名安保人员(含500多名中方安保人员)与警察力量为境内210处大小工程以及超过1.4万名中方人员提供安全保障(俾路支省与旁遮普省则是安保力量投放的重点),但情况并不乐观,突发事件时有发生［23］。
其次,中央与各省及地方部落存在激烈的利益争夺。所有这一切都会影响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日本有新丝绸之路外交,希望在这一地区抗衡中国和俄罗斯的影响。为了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问题上凝聚国内共识,谢里夫总理执政时曾连续几次召集会议。
(五) 资金融通取得超预期成果 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不断拓展,中巴金融合作在全天候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倒逼之下也在加快进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将发挥地区经济增长发动机与区域一体化助推器的作用。中国驻巴使馆、经参处、企业协会应定期发布走廊地区的安全事件、安全预警和安全形势分析,建立走廊建设项目的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积极利用领事保护条约和外交渠道保护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合法权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警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任何救助计划都不应该为巴基斯坦新政府提供资金去偿还中国的贷款。
面对质疑,2018年9月9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伊斯兰堡同巴基斯坦外长库雷希举行会谈后,面对记者做了澄清。2015年,俾路支分裂主义者以瓜达尔港机场为目标,制造了炸弹袭击。
第一,中资企业要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加强防恐安保机制建设。2017年11月中巴双方签署的《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制定了三步走战略,分短期、中期、长期项目,预计到2030年完成,计划投资460亿美元。
2015年9月,在中巴双方的共同打击下,东伊运在巴境内的大部分成员已被成功铲除。2017年6月,中国积极促成了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双方建立危机管控机制;三方同意建立中阿巴外长对话机制,就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开展务实合作。特别是地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由于跨国管理水平和员工素质参差不齐,对伊斯兰教传统文化、复杂的政商关系、法律体系缺乏了解,从而会用中国人所谓的关系来行贿政府官员,甚至破坏中国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合作方式,结果造成道德风险。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存在的风险障碍 中巴经济走廊经过六年的建设,已经取得了一些令人欣喜的先期成果,并为未来的深入发展奠定了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2017年8月,中国在巴基斯坦的第一家私营安保公司获批成立,有效整合了政府层面的公共资源与市场主体层面的私人资源,为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提供了更为多元、专业的选择［24］。在巴基斯坦境内,存在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自山军、地方塔利班、虔诚军、坚戈维军、俾路支斯坦解放军、俾路支共和军、俾路支解放阵线、信德解放军、信德革命军以及许多没有明确身份的恐怖组织,大致可以划分为宗教极端型、民族分裂型与左翼极端组织。
为化解误会与矛盾,中国应采取合理有效的对策。目前,伊朗已公开表示,希望将瓜达尔港与伊朗港口连接起来,俄罗斯也已在巴基斯坦投资建设能源项目。
该规划既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提供指导,也推动了一带一路倡议与巴基斯坦2015发展愿景的对接。中巴双方应积极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与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TAPI)区域能源合作项目、伊朗巴基斯坦印度(IPI)天然气输送项目和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对接,尽量化解消极因素。
(三) 瓜达尔港成为带动巴基斯坦发展的引擎 2013年中海港控取得瓜达尔港的运营权,2016年瓜达尔港自贸区正式启动。(二)投资风险障碍 据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经商参处发布的信息显示,2016-17财年,巴基斯坦国内政局在动荡中总体稳定,安全形势在反复中总体可控,经济延续了前几个财年的向好趋势。
至于巴基斯坦国内一些人质疑瓜达尔港收入的9％交予巴方港口管理局比例太小,则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中资企业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建立适合本企业的财务风险、安全风险、突发风险的预警管控机制,提升风险应对能力。［9］中巴经济走廊沿线地区的多个恐怖组织具有实施大规模恐怖袭击的能力,而且对中资企业和人员实施过袭击。2018年底,在中国与巴基斯坦共同发表的《加强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打造新时代更紧密中巴命运共同体》联合声明中,双方将重点转向产业合作,旨在改善民生,促进农业、渔业和先进技术产业合作。
巴基斯坦是一个联邦国家,每个省份都享有自治权并对中巴经济走廊合作中的获利十分关切。2017年5月中国在北京举办一带一路峰会,印度拒绝参加。
巴基斯坦塔尔煤田II区块煤矿和电站项目,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提供担保,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牵手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组成中方银团,通过美元贷款、巴基斯坦卢比贷款以及其他融资方式,总计为该项目融资超过8亿美元,为项目实施提供了强大的资金保障［6］。第三,加强宣传,解疑释惑,以正视听。
2018年12月,第二次中阿巴三方外长对话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不允许任何国家、组织或个人利用本国领土从事针对其他国家的恐怖主义活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自提出以来,就被西方媒体贴上债务陷阱和掠夺性贷款等标签。
国内反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声音此起彼伏,极少数地方党派和分离势力批评中巴经济走廊是东印度公司的复苏,并质疑巴基斯坦从瓜达尔港项目中的获益比例太小,这都给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顺利推进带来了干扰。对于这些合作意愿,中方都持欢迎态度。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巴基斯坦期间,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建议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中心,以瓜达尔港、交通基础设施、能源、产业合作为重点,形成‘1+4经济合作布局,实现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惠及广大民众,成为对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具有示范意义的重大项目［1］。因此,安全风险问题已经成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至关重要的挑战。
他们之间的斗争既在政治权力方面,也在经济利益方面。2017-18财年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27.6亿美元,其中来自中国的15.8亿美元,占据总量的57％,连续5个财年保持外资流入第一大国地位。
瓜达尔港协议是基于建设运营转让(BOT)模式签署的。但面对巴基斯坦如此严峻的安全形势与持续恶化的财政状况,许多人担心,这将导致巨大投资需求背后隐含着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
排名靠后并且难以大幅改善的营商环境,意味着在巴基斯坦的投资、贸易和经营面临的风险更大。伊姆兰·汗虽然就任新总理,但很难想象这些彼此纠缠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政治豪门在面对投资规模巨大的走廊计划时能够捐弃前嫌,戮力同心。
